沦陷时是怎样集邮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当时日本与英法等国尚未正 式交战，日军暂未人驻租界。这块弹丸之地依旧属于西方国家的 势力范围，各种政治身份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杂处其间。上海的租 界成了日军包围中的“孤岛”。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由于当时 国内、国际各方政治、军事、经济因素错综复杂的关系，“孤岛” 时期的上海出现了意外的文化繁荣。集邮活动作为一项社会性的 文化活动，在此时此地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上海原来就是中国集邮家的重要聚居地。日军侵华，不少原 在外地的集邮家为躲避战乱，纷纷到上海安身。东北沦陷后，原 在哈尔滨任职的张赓伯便调回上海交通银行。“八一三事变”后， 杭州的陈志川、张包子俊和钟韵玉先后到上海避难。苏州的邮商 张景盂和陆志新分别将各自经营的五洲邮票社和真光邮票社迁至 上海。王纪泽原在汉口等候收复失地后回河北去，不料银行方面 断了消息，只能取道香港来到已在上海定居的父亲身边。已在南 京中央大学任教的周炜良，去英国学习纺织机械的郭植芳也回到 了上海的家里。北平的徐慕邢在“七七事变”后去香港避难，一 年之后也到了上海。还有山东的刘子惠，北平的李纪润’芜湖的 徐明渭等等，这时都聚在了上海。1941年，英国台维德爵士来比仇恨的方式。同期还刊载了总务部的通告，要求新旧会员重新 填写人会书，希望各位会员尽力协助联系旧会员和征求新会员。

      新光邮票会在上海全面恢复会务后，于1939年5月出版的 第7卷第2期会刊上，通告取消华北、华南分会名义，但列出了 北平、长春、福州、香港、昆明、成都、汉口、西安和欧洲、美 洲、南洋11个地方的代理人名址。在上海，除王振家的工作单 位外，另有9家邮票商社也接受代理吸收会员和收取会费。1940 年，又在重庆、天津、济南、南平和越南增设了代理处。

      王振家<1912—?>，浙江上虞人。新光会在上海复会之初， 集邮已有十三四年，专集外国航空邮票，兼集华邮正票。当时在 中一信托公司任会计工作，并以办公室作为新光邮票会的代理 处，接受旧会员登记、新会员加人和交纳会费。因责任心强，办 事细致而深得邮友好评。新会员加入，旧会员重新登记，到了 1940年初，新光邮票 会的会员已超过600人，同年9月底达850人以上，其中约五分 之三为上海之外的集邮者，已接近战前的水平。

      新光会在上海复会后，本地会员们兴致很高，不久就举行了 一次扩大的聚餐会.到场会员48人，席间由主席报告该会移沪 的状况，并由会计报告收支情况，同时举行会员间抽彩，实际上 成为一次非正式的会员大会。餐后有拍卖，共60号。成交总额 共为307元。至10时尽欢而散。会后，骨干们的兴致更髙，动 议此后经常举行这种会员及非会员均可加人的大型聚餐会。后经 筹备，在7月25日正式召开了年度会员大会，在上海文监师路 948号陈复祥寓所举行，有100多人参加。张包子俊会长报告会 务进展及拍卖部和编辑部的工作，宣读会计报告，推举理事共 24名，本埠18名，外埠8名。接着举行拍卖，共有60余项。拍 卖结束后聚餐，会员间交换邮品，抽签赠送主要由热心会员捐赠 的邮票为纪念品，直至晚间10时。俄国邮票会的中国人。专集中国邮票，重视实寄封和邮政用品的 收藏，研究邮政史、邮票史和集邮史，对各种邮票印样，尤其是 未采用图稿的试模样票，有极大的兴趣，提倡为保存史粹而集 邮。邮人们多称他为“史矿”。在邮友中有很高的威望。出版会刊最初遇到的是经济困难，第3期的《编后语》就 说：“月刊的材料和印刷，是比较以前丰富和改良，但是一笔浩 大的印刷费，使本会极大困难。若仅就会费的收人，恐怕还不足 支持两期……所以我们惟一希望就是：（一）各会员和读者多介 绍广告。（二）多介绍新会员人会。（三）设法使零售销数增多 ……希望诸位在一、二两点尽尽力帮帮忙。”其实此时的会刊已 经办得相当精彩，不但从第7卷第2期起增添了彩色封面，而且 刊登不少好文章，如连载《无尽藏室邮话》〈张赓伯〉、连载《寄 寸楼邮话》〈陈葆藩〉、连载《中国商埠邮票史》〈陈复祥〉、《袁 寒云日记集邮摘抄并序》〔张赓伯〉、连载《集邮今古》（赵竟 成〉、《世界邮票丛谈》（目则生，即万灿文）等。在1939年7月 出版的第7卷第4期上，张包子俊发表的《柬帖展览会中之邮票 展览记详》一文中，披露了一段“新闻”。文中提到：“最引人注 目者，则为中国共产党邮票。邮票有江西、湘鄂及西北发行者多 种。”又在同年10月出版的第7卷第7期上，署名“则鸣”的 《答邮徒君之集邮日记》一文中，介绍晋察冀边区邮票，并在第 8卷第2期上再以“则鸣”署名刊出《边区邮票纪略》，披露黄 绍斋提供的半白日徽、全白日徽图邮票和抗战军人纪念邮票照 片，以及谢鄂常提供的全白日徽图邮
在群策群力之下，会刊的努力果然得到回报，在第7卷4期 《卷头语》中，编者就欣喜地告诉读者：“在前三期中，销数一期 比一期好，舆论也总算不错，会员增添数比前两个月多了一倍以上，会刊的销路也遍及全国及海外。”《新光邮票杂志》第7至9 卷，为24开本，每册平均43页。第7卷共8期。1940年2月起 出版第8卷，共8期7册。1941年5月起出版第9卷，7月出版 第5、6期合刊，共6期3册。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新光邮票 杂志》不但坚持出版，而且办得出色，是与邮会骨干们的努力分 不开的。各位理事也时时在为邮会的经济操心。新光会刊维持下 来，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拍卖部所得佣金的支持。1939年10月， 邮局拒收寄往内地的印刷品，会刊只能转经香港送往大后方，势 必增加邮费。由于会刊的成本超过会费的收人，理事会决定，暂 停征收永久会员，当年会刊少出1期（共出8本〉，翌年会刊共 出10期，同时成立基金保管委员会，设法积累资金，先由理事 长张承惠捐了 100元。

       1940年，张赓伯主编新光会刊，同时又担任了中华邮票会 的总务部主任及其会刊《邮典》的主编，原先他还雄心十足，不 料这时候却出现了稿荒与连载文章的作者有的因病，有的因繁忙 没能及时交稿，于是张赓伯在1941年第8卷第7期和第8期合 刊上，一个人写了 2万字（几乎占全刊三分之二）的文稿，拿去 排印，勉强出版。又因1940年10月起，香港邮局拒绝向内地转 寄印刷品，新光邮票会1941年首次理事会决定会刊改出两种， 以《副刊》报道会务及简讯，作平信及时寄送会员，以《杂志》 刊登论文及连载，改为不定期的全年6期，暂行停寄外埠，惟对 补寄会费的会员作挂号信件寄发。于是，1941年的《新光邮票 杂志》在5至7月的3个月中连续出版了 3本合刊后，张赓伯总 算功德圆满地完成了当年的任务。此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曰寇 侵人上海租界，再度休刊。因杂志脱期，1941年4月起，同时 出版《新光邮票杂志副刊》，共7期；1942年12月，单独出版 《新光年刊》一册，都由张包子俊主编。1943年4月再行复刊， 改刊名为《新光会刊》，季刊，8开，报纸型，卷号续前为第10卷，由钟笑炉主编；1944年第11卷由陈志川主编，1945年第12 卷由钟韵玉主编。

       1942年下半年，新光理事们皆忙于筹备邮票展览，月刊最 终未能出版，直至年末，勉强印出一本32开10页正文的《新光 年刊》、一份16开4页的《会务报告》和一份同样篇幅的《会员 录》，算是向交付会费的会员交差。《年刊》除刊首一篇周载沧写 的《我所希望于新光邮票会》外，全部是张包子俊编写的一年半 以来新邮发行概况。周载沧文中写道：“发行会刊\是邮会中最 重要的工作。可是我们新光邮票会目前所停止进行的就是出版部 的工作。”他也列出出版会刊的3项困难：环境、经济、工作人 员。其中“环境”是指这时伪政府对人民结社严加限制，要求邮 会重新申请，新光会刊的出版许可证也被取消了。

       1943年起，新光邮票会停办书本式的杂志，每年改出16开 4至8页不等的综合性会刊。于此，曾一度辉煌的《新光邮票杂志》，已经不能满足会员们的需求，除了本地会员尚能参与邮会 的活动外，外地与新光邮票会的联系则不如以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