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的集邮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人民历时 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

     1945年8月26日，交通部邮政总局局长徐继庄签发“收复 沦陷区邮政紧急措施办法”及“接收沦陷区邮政补充办法”等4 个文件，责令所有敌占区的邮局人员做好看管工作以等待接收， 并告诫不许中断或停顿邮路，应当照常收寄邮件。很快，中华邮政总局派遣少数高级人员，附搭军用飞机先行 抵达各重要收复地区做接收的准备。由于军用繁忙，一切文件、 单证和邮票均无法运送，所以，在收复区和光复区，只能各自采 取临时措施。华北方面仍暂准使用加盖“华北”原值邮票，上海 及华南仍使用“上海暂售”邮票，东北三省暂时仍用伪满洲国邮 票，台湾省仍使用日本邮票一邮资亦暂时各自维持原状。曾在太平洋战争后被日本侵占并受其控制的中华邮政总局驻 沪办事处，于9月间重新行使职权。所有收复区各邮政管理局暂 时统由该办事处指挥监督。

     9月13日，邮总驻沪办事处发出通告，收复区邮资改按国 币（法币〉计收。在内地邮票未运到之前，先利用“暂售”邮票 7种，按财政部公布的“中储券” 200元折合国币1元比率，再 加盖成“国币X角”或“国币X元”发售以应急需，于9月17 日在上海邮局窗口出售，同时也分发到各地。河南邮政管理局被 接管后，因为交通不畅，邮票不能运到，经呈准利用伪“华北” 原票加盖“国币”改值邮票3种。这就是最早出现的“国币”改 值邮票。在接收过程中，邮政总局利用库存各版原票，加盖“国 币”改值，继续使用。同时存于重庆的旧版邮票也就地加盖“国局就地加盖的邮票。截至东北全面解放，中华邮政总局和各邮政 管理局共发行了加盖票和特印票近100种。

    1946年6月，内战爆发，再加上国民政府大小官员贪污腐 化成风，一些接收大员乘机大发胜利财，大量的军费支出以及经 济的凋敝，导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随着通货膨胀，法币贬 值，致使邮资一再调整，邮票七面值亦愈印愈髙，邮政当局新印 制的几组普通邮票，也远远不能赶上面值的不断加大，只能继续 采用加盖改值的办法来应付需求。1948年4月，当平信邮资提 高到5000元时，再发行5000元面值以上的改值邮票，均取消 “国币” 二字，加盖文字直接印成“改作XX圆”，数值框相应地 加长，集邮界称之为“长框改作”改值邮票，先后共发行了 16 种。

    东北地区和台湾省也不例外，东北流通券与台币也是一再贬 值，邮资紧随其后不断地大幅增长。例如“八一五”后，东三省 的平信邮资仅为东北流通券1角，到1948年7月，东北全面解 放前夕，国统区平信邮资已涨到1500元，增长了 15000倍；台 湾省光复时，平信邮资初定为10钱(1角)，后调到70钱，到 1948年11月调为100元，半年之后又调到4000元。

     1948年夏天，法币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国民政府为摆脱 困境，于8月19日突然宣布“币值改革”，以金圆券为国家通用 货币，代替原来的法币。当时规定金圆券1元含纯金0.2217克， 折合法币300万元。通告限期兑换，同时宣布旧法币于11月底 停用，不得再在市面流通。

     邮政部门相应改按金圆券收费，并筹印金圆券面值邮票。这 一突然举动，使库存法币面值邮票、包裹印纸等积压甚多，弃之 可惜，于是仿照加盖“国币”先例，分别加盖“金圆”字样改值 后继续使用。改用金圆券以后，全国各税务部门余存的法币面值印花税票更是不少，为使废物利用，邮局与税务部门协商，照法币面值折 成金圆券向税务局收购成批的印花税票，以其做底票，用来加盖 成“金圆”邮票发售。

    1948年11月19日，邮局首次调整了更改金圆券后的邮资， 平信由半分调到1角。此后，通货膨胀仍未得到遏制，仅仅5个 月后，平信邮资升至金圆券1500元。而金0券面值邮票，竟由 开始的半分，升至金圆券崩溃前夕的500万元。这一时期，国统 区的中华邮政邮资和邮票已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1949年4月间，湖南省民众拒用金圆券，很快波及到一些 尚未解放的省份。湖南邮政管理局通令所辖各局，自4月25曰 起，邮资正式按银圆收费，并首先发行了加盖银圆邮资单位邮票 和基数邮票。次日，江西邮区也起而仿效，’改订了银元邮资和加 盖邮资单位邮票。这就迫使中华邮政总局不得不呈报交通部批 准，各类邮资于4月27日起改按银圆收费。

    1949年6月8日，重庆华南版孙中山像邮资基数邮票，在国 统区内陆续发行。此时，已面临全国解放，这组被称为“华南版 银圆”的邮票，是民国时期正式印制的最后一组孙中山像邮票。 其中1元和5元两种高面值票售出不多，成了银圆邮票里有名的。

    1949年7月2日，撤退至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又进行了一次 所谓改革币制发行银圆券以代替金圆券。7月4日和7月8日分 别在广州与重庆实施，规定金圆券5亿元或7.5亿元折合银圆券 1元。并令广东、东川邮区，就地加盖改作银圆邮票两组，供未 解放省份使用。这次“改革”未过几天，银圆券就和银圆脱了 钩，很快也发生了贬值。

    实行银圆邮资后，尚在使用金圆券的地区，系按中央银行当 曰银圆牌价折合成金圆券计算。这样一来，一封平信邮资折成不 断贬值的金圆券，要贴金圆券邮票数十枚或数百枚，出现了邮政史上罕见的把信封贴在邮票之上的怪现象。

     统观1945年8月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中华邮政总局和 各地方邮政管理部门发行的各类邮票，与以往各个历史时期相 比，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加盖”多，国币改值、金圆改 值、银圆改值、长框改作等，名目繁多；二是“升值”快，三年 内平信邮资从数角提高到金圆券5000元，邮票面值也由“X ”、“X元”提高到数以百万元计；三是有些邮票行用时曰短 暂，留存下来的不多。但是现藏于集邮人士手中的这一时期的邮 票，已经能够非常直观地反映出当肘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状 况。抗日战争胜利后，集邮界初始确实出现了一片新气象，从收 集、研究、办刊、著书诸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由于国民党政权 的腐败，经济崩溃，集邮热潮也只能是畸形的、短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