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印邮票合同的讨论与决策

　在决定去日本订印银元面值新邮票时，赫德 和葛显礼都有在海关造册处用收回的母模和印版续印邮票的打 算。实现这一计划有两个不确定的因素:第一，海关造册处是否 有适当的设备和技术力量使用在日本制成的印版印刷邮票？第 二，意大利雕版师乔索内是否愿意在完成协议规定的邮票印制 工作后，即将母模和印版交给大清邮政官局？遗憾的是，从后 来的事实看，这两个条件在当时都不成熟。

　1897年11月21日，也就是费拉尔向葛显礼报告第一份邮 票合同已经签宇的同一封信中，费拉尔提到了第二份邮票合同： 乔索内先生坚持要签重印邮票的第二份合同，我表示 了异议，为了节约时间和避免麻烦，最终提交上海裁决：我 拟出了临时性的第二份协议，随函附上。协议的第4 页有一项限制性条款，非常清楚地阐明，如果邮政总办拒绝 批准此协议或任何相似的合同，就将被认为未予缔约而无 法律效力，在此情况下，乔索内先生无权提出任何要求，我 不是作为邮玫总办的代表拟出的这份协议，也不得作为第一份协议的补充。细读这份协议 照这种样子 你会确认只不过是浪费纸张而已。然而乔索内先生郑重其事地 说，他十分肯定如果中国邮政主管部门看到他的活计，就不 会给其他任何人去印刷。可是他的操心徒劳无用，我告诉他 我无权行动，所有这类事情的决定权完全在我上司手中。 尽管费拉尔用了很多法律术语来说明这份协议只是废纸一张， 但事实是，他毕竟拟出了续印邮票的合同。费拉尔了解自己的授 权，了解葛显礼的打算(很可能就是听了费拉尔的建议，他对在 海关造册处印制邮票也很感兴趣，那他为什么在第一份协议的 签字墨迹未干时，又要匆匆拟出第二份协议？答案很清楚，费拉 尔面临某种压力，他不得不作出妥协。另一个事实也很清楚，巳 经承担大清邮政新邮票制版和印刷工作的自信的乔索内，并不 打算在印刷一百多万枚邮票后交出母模和印版。

　也就在这封信里，费拉尔说自己再次参观了日本大藏省印 刷局’经过询问，“我确信，在我离开上海前看起来很好的我们的 印字房，不适合印刷邮票。印刷局活版部使用的机器，一些和我们拥有的相同，另一些则为了邮票 印刷而改进了型式，甚至在平版印刷中也使用了许多不同的机 器。”费拉尔抄录了这些机器的名称产地，并力主购买。12月5 日他在信中说我们既无印刷机，也无颜料研磨机，不得不在这 里印邮票。我在诸信中已经向您提及供应这些机器的公司的字 号，也已写信要求他们将产品目录和（装备）小型工厂的估价单寄到上海。这些机器我们迟早要买,迟买不如早买，这样我们就 能不依賴外人，自己印刷邮票和明信片。”所以在11月底12 月初，葛显礼发函让费拉尔了鱗在日本是否可以购到此类印刷 机，并让造册处印字房正印书拨拉茂旦提供备忘录，询问有关印 刷机、打孔机、颜料等的规格和价位。

　费拉尔在进一步了解悄况，搜集了必要的资料后，于1896 年12月12日比较详细地回答了上述问埋：关于您所询问的齙否在这里购买机器，我只好说“不”： 日本人一 1设法制造这些机器，但每一次尝试都失败了，这 是这三家主要的印刷厂告诉我的。您还又一次提到东京筑地活版制造所丨说他们为机器 做广告；我巳在那儿，他们供应机器，这完全正磯，他们通过 一家日本大公司从欧洲进口，佣金为1096。此时的费拉尔仍力主购买印刷机械自印邮票，他报告正在抓紧 时间了解有关印刷工艺及流程情况，他甚至告诉葛显礼：“如果 我们准备好机器，就可能从印刷局用稍高工资雇到两三个有经 验的印刷工，邮票、明信片等这是私下说的。这些人在这里工 资很低! ”

　 上海方面在了解了印刷设备状况的同时，指示费拉尔就第 二份邮票合同的价格等问埋再去磋商。对此,费拉尔在12月12 日的信中回答说：至于您公函中提及的重印订单，我今天 巳给您拍出如下电报乔索内重印订单不减价。”……与乔 索内先生就第一份合同之外再打任何交道都是没用的，这 个人要求无理而且不肯减一分钱。我担心他过于独立并以 为我们没他不成。我强烈敦促立即从欧洲购进机器，或从美 国的夏塔斯克公司或从斯图加特的卡特一 茨因格公司。 和西格尔公司（56）购进颜料，与第一次印刷完全相同的色调是随时可以得到并付诸 使用的，这样可以省掉许多麻烦。……(乔索内先生〉活儿是 一流的，这没有疑问，我认为他也会在限定的时间内交工， 不过，如我已经说过的，与他就其不合理的要价一一与华德 路公司的价格相比一一进一步讨价是不可能的。

　 从这些信件中的描述看，费拉尔在和乔索内打交道时感觉不太 好。由于缺乏旁证资料，所以我们对其中的真实原因无法判断。 可以想像，当时在日本印刷业中享有盛誉的大师级人物乔索内， 在邮票印制方面当然不会听凭费拉尔的摆布;而且,从利益角度 而言，乔索内也会要求印制尽可能多的邮票，并会以邮票制版工 作的进度作为筹码。而费拉尔的想法似为尽快摆脱这个自负固 执的老人，把邮票印制掌握在自己手里。在12月12日致葛显礼 的私函中，费拉尔主张，为了让乔索内“着手工作”，“最好是签下 第二份合同”，等“第一份合同完成，子模拿到我们手之后，还有 足够的时间可谈”。也就是说，费拉尔主张用第二份合同刺激乔 索内抓紧时间，不耽误制版工作，但并不打算一定要履行这份合 同〈先签字，以后再以未获上级批准而宣布签字无效〉。但是，大清邮政官局正式营业在即，新邮票的供应问题已成燃眉之急。所以，当上海方面初步了解到在日本的邮票制版工艺，了解到需从欧洲进口印刷机械等情况之后，在海关造册处 印刷邮票的方案就被暂时搁置了。葛显礼也没有采纳费拉尔建 议的在第二份邮票合同上迹近欺骗的缓兵之计。1896年12月 14日，葛显礼致电费拉尔：“接受重订我们的纸头”。费拉尔复函称:“我对此的理解是，乔索内 先生的出价就这样被接受了。"第二天，他就向葛显礼报告了 签署第二份邮票合同的情况：谨此呈上附有为印同样数量邮票的附加合同，我曾在 第一份协议的附表中提及，并在12月12日公函的第13页 中说明了修正和增加这一数字的问题。一份列出准确的邮 票数量和所用纸张说明书的副本，已于12月14日一早由 我以备忘录的形式交予乔索内先生。由于您的电报把邮票 订数增加了一倍，我认为绝对有必要将其写进附加协议，并 避免将有关邮票和水印纸使用总数的任何争议写入该协 议。这一情况已对乔索内先生充分讲清，以免他那方面有任 何误解或错觉。为印制这第二个百万枚邮票，我无法获得超 过40元的减价，既然我们无论如何可以得到不止200万枚 而是288万枚邮票一接近300万枚，我想巳作出的安排 真是在此情况下最好的结果了。由于第一份协议已体现了 全部的实际所需，我拟出的附加协议完全以第一次协议为先决条件。它只是在有证人在场的情况下签字的：我认为不 必麻烦两位公使馆人员了。可见，所谓的“第二份邮票合同”，实际上只是一份附加合同，内 容就是有关续印同样数量的邮票，而这正是乔索内所希望的。按 照第一份邮票合同，12种面值的邮票总订印数为120万枚。12 月7日，费拉尔根据12令纸的数量，调整了各面值邮票的印数， 使总订印数增至144万枚，并于12月12日向葛显礼作了报 告。此次签署附加协议，“重印订单”的数字即为第一份合同的加 倍，即续印144万枚邮票。

     此后，葛显礼于1896年12月16日（或18日）致费拉尔的 信中，提到了第三份合同的谈判问题。对此，费拉尔在12月26 日的公函中回答:“关于现在通知乔索内先生我们给他这一重印 工作，我对此事认真考虑后觉得，虽然看似违背了你的指示，我 等第二批邮票纸一到，经清点、核对并交给乔索内之后便立即返 沪，我不打算在见到您之前卷人此事。”费拉尔主张先“拿到头两 批订货，母模到手或由我们保管，或由我们指定的人保管”，“如 果现在同意他的问题，只是浪费时间，我认为并不明智，只会影 响雕版的完成。出于这些原因，我请求将此事留到我返沪之后再 说。”所以，直到费拉尔离开日本返回上海，第三份合同（即第 三个重印订单）并未展开讨论。1897年1月4日费拉尔交给乔 索内的《邮票最后订货单》，邮票订制总数为2887680枚。

    由于资料的缺乏，有关第三份合同的讨论情况现在仍不淸楚。档案中存有一份乔索内于1897年2月13日从东乐发给葛 显礼的法文电报，内有“感谢加倍”、“合同同意” 等语，似为第三份合同的确认。但直到这年4月，乔索内才得到了第三批定货，并收到12令水印纸。而从 这些内容来看，所谓“第三份邮票合同”，仍然是一份规定续印邮 票数量的附加合同。
在日本订印银元面值新邮票的工作，从1896年10月开始， 到1897年4月才告一段落。四百多万枚邮票分三批订货，历时半 年，反映出邮政主管部门、实际操作者准备不足，缺乏经验，以及 与承印方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利害关系。订印工作的这种复杂局 面，是造成日本版蟠龙邮票不能及时发行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