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票原版、再版的定论

       不但是近代票有版式研究的问题，中国的古典邮票也不例 外，同样存在版式研究的问题。
       40年代在中国集邮界引起轰动的一件大事，莫如“万寿” 纪念邮票并非是日本、上海两处印刷，实际上它们完全是上海(分几次)印刷的定论。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是由于研究“万寿”及其加盖改值票的 版式而引发的。

       在1906年以前，中外集邮家们并不知道“万寿”纪念邮票 是在何处所印，也无人对此加以研究。1906年，上海海关造册 处出版了一份《光绪三十一年大清邮政事务通报》内附 有《1878—1905年华邮纪要》，执笔人为绵嘉义。《华邮纪要》里首次提到“（万寿票）第一批在日本石印印 刷，其余在上海印制”。所以，那时候国内外集邮界一直将“万寿”纪念邮票和后来加盖小字改值的原 票，称之为“日本版”。将加盖大长距或短距中的再版票，称为 “上海版”。

      最早对“万寿”票印刷地点问题提出疑问的是上海集邮家宋 醉陶。宋醉陶〈1903—?〉，原名沅清，浙江吴兴人，生于上海。重 点搜集“万寿”邮票。为研究版式，不惜重金多方搜罗有关邮 品，无论方连、全格、双连以及不同刷色均在其收集范围之内。 他的“万寿”专集分：“万寿”原票、“万寿”加盖小字、“万寿” 加盖长距、“万寿”加盖短距。说明文字用正楷毛笔书写，版式绘图亦精美有特色。宋醉陶不仅收藏丰富，而且研究深入。他在1944年4月出 版的第37期《国粹邮刊》上，以《万寿叁分原票版模变体之新 发现与万寿日本印之疑问》为题，引用所谓“日本”、“上海”两 版的3分银票，在每个全格的第11号位置都存在“3”字粗肥的 饰变体，从而他对日本，上海两地印刷的说法产生了怀疑。他列 举了 4点：“一、日本、上海相隔万里。两版何以有共同之修饰 变体。二、来自日本之说，系根据绵嘉义之记述，安知非为日本 人印刷之误。三、设为日本人所印，则可能为上海之日商印刷所 承印。四、现时两版辨别之点，仅赖刷色纸质背胶数点，设为曰 商华商先后承印，亦可能有此。至其浸润不同之处，或亦仅为颜 料不同而已”。其中心论点即所有的“万寿”各版票，有可能都 在同一地点印刷。

      陈志川在同一期《国粹》的《国邮见闻录》里，支持 了宋的论点。但他认为“万寿”以印刷地定名由来已久，如想推 翻前人之说，须有实据。他在文章里透露，上海邮商罗门得到了 《费拉尔手稿》后，曾告诉过他：“万寿确无日本版。”

     后来宋醉陶又撰写了《万寿三分原票版饰变体之续闻》，名 义上是探索“3”字修饰变体的数量、存在位置，实际上是为了 进一步研究“日本”、“上海”两版还有没有其他相同之处。只是 由于《国粹邮刊》暂时休刊，这一讨论遂被搁浅。

     1947年7月，马任全编写的《国邮图鉴》出版。首次将 “万寿”票的印刷地点作了新的论述。书里说，“万寿票共分三类”，一为1894年所印之初版，即 通常所称日本版；一为1897年所印之再版，即通常所称上海版； 一为非正式发行之“莫仑道夫版”，亦为1897年所印。根据当时 设计及监印万寿票之费拉尔所著记录，万寿票实未在日本印刷。 故历来邮界所用日本版之名称，乃一大错误。然万寿票虽均在上海所印，其分类仍应保存，盖非一次印刷，确为事实。“其区别 亦甚明显也”。可是对这个已经具有定论性质的论述，仍有不同 的意见。1948年1月。无锡集邮研究会出版的第13期《邮友》，刊登 了孙君毅的《万寿票日本版及上海版乎，抑初版及再版乎》，对 《国邮图鉴》将日本版改称初版，上海版改称再版提出个人意见。 他认为《国粹邮刊》所刊登的宋、陈文章，只是提出疑问，“而 马氏竟断然根据此疑问改称，此乃有关于吾邮学史上之巨”。孙 君毅自称“余之倾向固抱旧说者，但非绝对”。他认为推翻旧的 证据不足，况且“绵氏著述，附印在海关喊告书内，官家文书 也。棣氏图样集，私人收藏之私家文书也。吾人不信官文书而去 信私文书，当无是理”。他还认为：“棣氏集内并未有不在日本印 刷之说”，即或有，“亦不足以为证信”。

       吴乐园在同期《邮友》上。也认为“马氏之改称，并不能提 供确实证据，笼统简单”。陈复祥亦认为：“马氏图鉴，未有确切理由欲全国邮界推翻 旧说，信从其新说，并谓邮界所用日本版之名称为一大错误，则 未免胡断”。但他对费拉尔的评价与孙君毅有所不同，他认为： “棣氏人固狡猾，但其日记所载，未必虚伪”。实际上，他对曰本 版之说亦有怀疑。

      严西峤是罗列了有利于新说和旧说若干理由后，认为：“初 版、再版之说，从文义与亊实上毕竟还是可以通用的，至于废止 前者的名称似也不必”。在这一点上，黄维的意见也和他一致。 总之，大家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使当时邮坛上的学术 气氛非常活跃。

      国外一些研究中国早期票的专家，如美国的列文斯登，英国的克拉克，等也都发表文章，以他们所掌握的 资料，对“万寿”票日本印刷的说法提出怀疑。克拉克文中并提 到：他在1947年5月，去美国费城会晤施塔时，曾谈到“万寿” 票的印刷地点问题，施塔氏针对所使用的太极图水印纸，对所谓 “在日本印刷” 一事，亦表示怀疑。

      根据陈志川在1948年10月发表的《日本印刷之疑案我见》 《邮友》(第22期)文章里得知，《国邮图鉴》采用上海版之说， 系陈志川的建议。而陈志川与陈复祥都有机会在罗门处目睹过 《费拉尔手稿》，只是稍一过目，全没细读，故而不能提出足以服 人确证。《国邮图鉴》出版后，一些人指责马任全贸然更改初版、 再版名称的文章不断发表。马氏为了追本溯源，造访了他的商业 伙伴,一一费拉尔的亲戚雷本，在雷本处首次阅读 费拉尔亲笔记的清代邮政、邮票、明信片备忘录（通称《费拉尔 手稿》）。马任全摘录了有关万寿票部分，如：“印刷每千枚成本 为5角7分”，“9块旧石头，比新石头便宜一半。印毕返还海 关”等，里面还有一段记载了费拉尔的工作情况：“海关办公时 间每日上午9时至下午4时半，除此时间外，每日亲往监工印 刷，每张点好交印刷所，共用7令纸。”这些记录坚定了他的 观点。后来，这部《手稿》售与了上海邮商罗门。陈志川再次在罗 门处细读了它。于是“万寿”票在日本印制之说即被否定。从 此，“万寿”即改称为初版、再版。很需要的。不过这是简便集邮法，决不是大众化。一用大众化三 字，似乎叫全体集邮家都要简便法，这就觉得不妥。集邮是顶好 有研究，但并不是必要研究才能集邮。把研究放到大众化三个字 里去，似乎叫全体集邮者都要研究，这就是把研究看得太轻易 了。我觉得钱、李两君所主张的都不错，只是‘大众化’三个字 从中作祟。”

     “因为集邮的资格就是时间、金钱、兴趣、机会、毅力、邮 识、信仰构成。资格最浅的，任你用什么简便法，仍不能使他一 定有何成就。资格最深的，任你对他说怎样研究结果，他会笑你 所见未周。集邮的资格，全由各人的环境造成，决不能把各人的 集邮资格造成大众化。所以集邮这件事，事实上也就没有大众化 可能。如果把大众化三个字抛开了，各就其对象而言，有人提倡 简便集邮法，来对集邮资格浅薄的，指引一条可进之路；有人提 倡集邮应当研究论，来对集邮资格优厚的，作其谋精进之图，这 都是邮坛上功德无量事，可以并行而不悖，就不用再有争辩了。”

    “不过简便集邮法是从权的、暂时的；因势利导，劝人采用 简便集邮法是很好的，劝人只知简单的邮识就不妥了。因为人的 欲望无尽，而集邮的资格变动不常，不能像学徒般划分等级，限 年龄以升，如使囿于闻见，未免为将来进步之累了。”钟笑炉的这篇文章发表后，“集邮大众化”之争也就逐渐平 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