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对邮票发行的影响

　　对十七年邮票行情选题原則、发行方针的否定与批判，极左思潮对邮票发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十 七年邮票选题、发行方针的否定与批判，一是大张旗鼓地推出以 领袖像、语录、标语口号为主题的新邮票。这就是“文革”时期 大力倡导的所谓“不破不立”。

　　1967年9月14日，北京邮电系统大联合筹备小组编印的 《邮电战报》第9期上发表一篇“革命大批判”文章，对建国后 十七年邮票发行的方向和成就进行了肆意歪曲和否定。

　　1968年初，邮电部机关、北京邮票厂、人民邮电出版社、 邮票发行局等单位的“造反派”在邮电部军管会的领导下，决定 筹办一次《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邮票展览。

　　5月，邮展筹备处专门编印了一本小册子：《让战无不胜的 毛泽东思想永远占领邮票宣传阵地一一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及 其代理人在邮票宣传阵地上的反革命罪行》。这本小册子的内容 汇集了 “革命大批判的有关大字报和有关大会发言资料”。可以 说都是当时认为最具代表性、最有份量的批判材料，是为此次邮展所做的舆论宣传。小册子中有一篇《彻底肃清资产阶级集邮思 想的流毒》，其中的四个标题是：《撕碎邮票“历史文物论”的画 皮》、《揭开集邮“知识性、趣味性”的反动本质》、《戳穿收集和 欣赏一切邮票“有益无害”的阴谋》、《批臭集邮“商品价值 论”》。称所批判的对象为“四枝毒箭”、“枝枝涂着‘超阶级、超 政治’的骗人色彩”。扣在集邮上的罪名是“贩卖‘知识性、趣 味性’，就是要集邮者迷恋于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 俗、旧习惯，从而实现‘和平演变’。”

　邮展筹备期间，编辑组人员分头査阅了建国以来发行的邮票 全部卷宗，然后召开会议，研究挖掘活证据。最后决定邮展扣住 “文艺黑线”主题，重点批判“纪严特宽”。“纪严特宽”是指 1960年邮票发行局上报中宣部确定的邮票发行方针一纪念邮 票发行量适当严格控制，特种纪念邮票发行量适当放宽。“文革” 中，“纪严特宽”被指责为“邮票上的修正主义纲领”。大批判中 认为，“纪严”是反对革命路线占领邮票宣传阵地，“特宽”则是 为封、资、修开绿灯，问题更严重。于是，邮展按照这样的指导 思想反复编写修改说明文字。

　当年年底，邮展在北京中山公园的水榭正式展出。展出的邮 票装在镜框里，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正面的展品，如庆祝国庆 10周年、纪念建党的邮票，认为是突出政治的，都挂在墙上。 另一类是作为反面教材，如梅兰芳小型张、花卉、金鱼等邮票， 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都摆在地上玻璃柜里。然而，展出效 果未能使参观者增加对“十七年”黑线的仇恨。这显然是举办者 始料未及的。有的来自工厂的参观者说，好多邮票以前都没有见 过，应该感谢这个展览。

　举办这类革命大批判式的邮展，而且推向社会公开展览，批 判的口号不断更替升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年邮票发行工作受 到的冲击和压力有多大。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长期从事邮票设计的人员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批判。

　孙传哲〈1915—1995年〉，浙江宁波人。新中国第一代职业 邮票设计师，先后设计和参与设计邮票150多套。在回忆“文 革”中的硿历时，他十分沉痛地说：“十年浩劫给我国邮票事业 亦带来严重的灾难，邮票设计领域取得的成就被否定，库存邮票 被烧，邮票设计工作者被批斗，我当然是在批斗之列形式主 义、标语口号式的题材统治了邮辜设计领域，古典历史题材被批 判为封、资、修大毒草。可惜的是我设计的‘梅兰芳舞台艺术’ 邮票全部原稿和效果图亦被焚烧殆尽。不久，又剥夺了我设计邮 票的权利，被下放到长江边上的‘五七’干校，1971年才因病 返京。1978年我重返邮坛，时年已六十有三。”孙传哲和邮票发行局其他干部、设计人员在“五七”干校整 日干着挑水放牛的农活儿，大量宝贵的光阴被白白荒废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