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对集邮业务的停办

  
    1966年6月，《集邮》杂志出版第125期时，印发了告读者 通知书：“因全力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经批准暂时停刊”。这份 当时中国惟一由官方主办公开发行的集邮杂志，在中国集邮者中 有着很大的影响，其宣布停刊，对广大集邮者无疑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邮电部邮政总局不得不一次又一 次向各省市邮电管理局发出有关停办集邮业务的指示。5月，邮 政总局发出票字第139号通知，决定“停办外国集邮邮票 业务”。8月9日，邮政总局发出(秘)票字第181号通知，决定“暂停出售各解放区邮票收藏。所余存的解放区票退回中国集邮公 司。” 9月13日，邮政总局发出（秘）票字第209号通知，决定 “应即暂停办理集邮业务”。各省市邮电管理局每次接到邮政总局 的通知，都是火速向下转发，立即贯彻执行。形势逼人，如何处 理集邮业务早已不是单纯的业务问题，而是十分敏感的政治问 题，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8月，设在北京东安门大街的中国集邮公司受到红卫兵冲 击，被迫关门停业。9月，全国各地的集邮分公司和集邮门市部 相继停业。在破“四旧”最狂热的时期，各地邮政部门和集邮业 务工作者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1967年8月，邮电部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管会，试图维 持邮电通信工作正常运转。

     1969年2月，邮电部军管会向中央文革、国务院送交了关 于停止集邮业务的报告。2月22日中央文革、国务院批准了这 份报告。1969年3月3日，邮电部军管会发出（的）军管字0021 号文件《关于停止集邮业务的通知》，通知中说：
“集邮’业务是沿袭封资修的一套，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敌 人利用集邮进行间谍活动。为此经中央文革、国务院二月二十二 日批准，决定采取如下措施：
―、自一九六九年起，不再同国外签订集邮合同。
二、一九六八年与国外签订而未完成的邮票合同，且对方欠 我的邮票不再催交，我欠对方的仍选寄适当邮票，若对方拒收， 我们亦将对方原来寄来的邮票退回。
三、国外在我国有购买邮票存款的，以停办集邮业务为理 由，选寄适当邮票或将款退还。外国欠我国的款要催交。
四、今后不再参加国外举办的邮票展览活动。国内也不再举 办集邮性质的邮票展览。
五、外国人需要购买我国邮票，可由各地邮电局按票面价值出售。”
如果说“文革”初期是由于群众组织的冲击被迫停止集邮业 务，1969年3月3日起则是由国家邮政主管部门明令全国停止集 由15。而且以邮电部军管会文件的名义罗列出“沿袭封资修的一 套”、“为少数人服务”、“敌人利用集邮进行间谍活动”三条罪 状，作为停止集邮业务的理由。这就为批判和停止集邮活动定出 “官方”的调子，其上纲上线更为严重，其影响和破坏性更大。 不啻给罹难中的集邮爱好者和集邮业务工作者们以致命的打击。

    一场浩劫，不仅造成集邮中断，也给广大集邮业务工作者带 来精神上的压抑。但是，集邮公司的工作人员还是千方百计地想 为集邮者做些有益的事情。1967年，在原中国集邮公司门口， 挂出了 “中国人民邮票服务处”的招牌，人员仍然是原中国集邮 公司的人，只出售1966年5月以后发行的新邮票和特74 “中国 人民解放军”邮票。邮票服务处的出现，为还在集邮的人们提供 了一点购买邮票的方便。但这种公开宣布停止集邮业务，实际仍 在出售成套集邮邮票的作法自然难以持久。

     1966年8月，天津市集邮分公司被迫关闭，把所存邮票中 认为有“政治问题”的均焚毁。营业员有的被调离，有的留在已 改为报刊门市部的原处工作。原来的营业大厅只留下一个很小的 角落，出售一些供寄信贴用的邮票。原集邮公司的一些同志仍经 手售票，出于对集邮工作的热爱和对集邮家的同情，他们利用仅 有的一点领取邮票的机会，想方设法多凑些成套票，售给集邮 家。即或一时凑不成全套，等到又有新品种出售时，也偷偷地留 起来，准备给集邮者配套。天津一些集邮家之所以能够搜集到 “文革”期间的大部分邮票，和这些集邮工作者的暗中相助有很 大关系。

    当年，全国各地都有类似协助邮票收购都购买凑套“文革”邮票 的好心人，这种无私的默契合作，完全出自彼此的理解、信任和被下令烧毁的还有一批珍罕的清代红印花原票。这些邮票的 来历是，1953年中国外交部在清理驻英国大使馆房产时，清出 一批清朝政府在英国印制邮票的资料，其中有不少红印花原票和 红印花加盖暂作邮票，是存世极少的珍罕邮品。这批稀世珍宝 10余年后，竟被烧掉，很少幸免。

    由于当年邮票发行局资料档案室仅有一名保管员，大量资料 票和书刊没有力量进行清理，未及建账，全都封包装箱堆在那 里，一般人也不知道里面存放的是什么东西，因而侥幸地使大量 的清代、民国、外国邮票，集邮家捐来的邮品书刊，及未清理建 账的一些珍贵的集邮史料躲过了这场灾难。